凌晨两点半，老赵把出租车停在路边，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浓茶。副驾上搁着半张报纸，上面是前一晚的球赛比分。他看了两眼，把杯子拧紧，重新汇入稀疏的车流。杯子里泡的是最便宜的茉莉花茶，叶片在热水里翻滚，像他年轻时在厂区水泥地上踢球扬起的灰。那会儿没有像样的球鞋，一双白网鞋踢到开胶，用胶水粘上接着跑。体育这件事，说到底跟这保温杯一样，不讲究什么体面，只管把热气留住。

老赵的乘客里有个练田径的大学生，每周三凌晨从火车站出来，背着钉鞋袋去体校。小伙子说教练规定五点半出早操，他得提前到。车里暖气开得足，他缩在后座打瞌睡，老赵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脚踝上缠着绷带。后来熟了，小伙子说，四百米栏最难的不是跨栏，是跑完三百米后身体发沉，还得抬腿。老赵没说话，心里想的是自己开夜班，凌晨四点最困，眼皮像灌了铅，但车不能停，停了这一晚的份子钱就没了着落。两种累不是一回事，可那股硬撑的劲头，他认得。

有一回下大雨，老赵在体育场门口拉了一家三口。男人抱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孩子穿着过大的球衣，湿透了贴在身上。妈妈说，训练完出来打不到车，孩子冻得直哆嗦。老赵把暖风开到最大，顺手把保温杯递过去，说给孩子喝口热的，别嫌杯子旧。男人道了谢，说孩子在体校练体操，今天翻跟头把膝盖磕了，哭了一路。老赵说，练体育哪有不磕碰的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弄堂里踢球，膝盖上的痂就没好全过，旧伤叠新伤。那孩子喝了一口茶，皱眉头说苦，全车人都笑了。

夜班司机聚在加油站休息时，常有人聊球。老赵不太插嘴，只听。有人说昨晚欧冠谁踢得臭，有人说国足又输了。有个开白班的老孙，以前是区体校的足球教练，退了休来开车。他说现在小孩踢球，场地费一小时两百，家长站场边喊，比教练还急。老赵问，那还踢得出名堂吗。老孙摇头，说踢球跟开车一样，你得先喜欢握着方向盘的感觉，老想着终点，路上就全是煎熬。老赵觉得这话在理。他开夜班十几年，要是光算挣多少钱，早就不干了。

保温杯的盖子摔过好几次，凹进去一块，拧起来有点费劲。老赵一直没换，因为杯身上贴着一张小贴纸，是女儿小时候贴的，一只歪歪扭扭的足球。女儿现在上大学了，偶尔打电话来问，爸你晚上还开车呢。他说开着呢，顺便看球。其实他很少看完整场，都是听广播里的转播，信号断断续续，进球了才知道。体育对他而言，早不是输赢的事。是凌晨空荡的马路上，广播里突然炸开的欢呼声，是乘客下车时一句“师傅慢点”，是保温杯里那口热茶从喉咙暖到胃里。

天快亮了，老赵把车停回小区。晨跑的人陆续出来，有个穿短裤的老头从车边跑过，步子很稳，呼吸均匀。老赵熄了火，拿起保温杯，晃了晃，茶叶沉在杯底，水已经凉了。他上楼前看了一眼东方，云层底下透出一点红。这一夜跑了三百多公里，没拉到什么大活，但他记得那个练跨栏的大学生下车时说了句“谢谢师傅”，记得雨夜里那孩子喝苦茶时的鬼脸。体育在电视里是金牌和纪录，在他这儿，就是这些撑着不睡的夜晚，和杯子里反复冲泡的茶。